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参与
村域环境治理吗？
——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加上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然而，流动人口因其个人“理性选择”而获得发展和利益的同时，作为人口流出地的农村地区却因此遭遇了一系列发展难题，如留守群体的生活与情感需求问题，农村社会秩序和环境治理问题等（汪小红、朱力，2013）。而且，农村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换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政府管制的模式为主，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农村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利益的多元性及任务的艰巨性，导致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单一治理模式，无法满足农村环境治理需求（杜焱强等，2016），而且存在农户参与不足的问题。当下农村仍然存在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作物秸秆焚烧污染、畜禽粪便污染、耕地和水污染、村庄绿化建设成效不突出等问题。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已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梁流涛、翟彬，2016），并已成为农村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杜焱强等，2016）。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微观的主体，既是农村环境的享受者，也是环境破坏者。农户环境治理的参与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然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一方面使得留守在村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部分人的文化程度较低且主体认知、劳动能力等相对较弱，导致农村环境治理因缺乏劳动力而呈现治理效果较差的状态；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人口的分化，这不仅带来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农户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方面产生差异，而且不同农户因农村环境改善的获益程度不同而表现出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差异。那么，在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现状如何？劳动力流动是否会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又通过何种途径产生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湖北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环境认知、利益感知和提升影响力三个角度探讨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农村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而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村级的公共事务，也是村庄的集体行为。然而，农村劳动力流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数量以及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这对农村环境治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外流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这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环境治理处于“无人参与”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妇女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效率。此外，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不仅仅对农村环境治理产生直接影响，还带来了农户认知、理念、村庄归属感的变化，也给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带来了挑战（王博、朱玉春，2018）。家庭收入结构和流动人口环境认知、发展理念及对村庄归属感的变化，使得农户对村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王博、朱玉春，2018）。具体来说，劳动力流动通过农户的环境认知和利益感知以及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三个渠道，进一步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1.环境认知。流动的这部分劳动力在资本积累、劳动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因其长期不在农村和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故对农村环境的认知情况相较于长期在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差。在村时间较长的劳动力对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知相对较强，对农村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变化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的影响的感知更强，且这种感知会随着在村时间的延长而变强，因而更倾向于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 2.利益感知。农村环境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对于外出劳动力而言，从农村环境改善后直接获取的利益要明显小于在村劳动力，且获益程度会随着家庭劳动力外流人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这也是农村公共基础建设减少及缺人维护的重要原因（赵曼、王玺玮，2017）。此外，家庭收入和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户对农村环境的利益感知降低且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下降。 3.提升影响力。相对外流的劳动力而言，在村劳动力的生产生活与村集体及其他成员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也更重视声誉及面子的维护。故在村时间越长的劳动力，越容易通过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等提升在村影响力。而且在村时间长的劳动力长期受到网络社会中村规民约、风俗习惯等影响，其行为不愿意与其他村民的行为相背离而倾向趋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可能性。 三、数据、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要求，同时借鉴相关的研究和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从生产生活两方面设计了相关的问题来考察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具体环境治理项目有：村庄绿化建设、耕地和水资源保护、秸秆综合利用和控制农药化肥使用。 样本中有60.99%的农户参与过村庄绿化建设，49.68%的农户对作物秸秆进行过综合利用，28.66%的农户表示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控制过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仅有7.01%的农户节约和保护过耕地和水等资源。数据也表明，总体上农户环境治理参与度不高。 劳动力流动是本文的核心变量，本文主要借鉴陈媛媛、傅伟（2017）的研究，以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间表示劳动力流动。此外，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把可能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控制变量分为三类：一是反映受访者特征及认知的变量；二是反映农户家庭特征的变量；三是反映村庄特征的变量。 四、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间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流动越少，则农户越有可能参与村域环境治理。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农户既是农村环境的破坏者，也是环境改善的直接获益者。一方面，家庭主要劳动力流动越少，则农户家庭就越可能有足够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和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间越长，则其对农村环境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水平越高，且在村时间越长的劳动力，在环境改善后，从中获益越多，也就越有可能参与村域环境治理。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较为一致，也再次验证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是显著的。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一致，这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传导机制验证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选取农户的环境认知和利益感知以及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作为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三条渠道，并预期：家庭主要劳动力流动越少，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间越长，则农户对环境认知水平越高，对环境改善的利益感知越强，且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越强；相应地，农户对环境认知水平越高，对环境改善的利益感知越强，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越强，则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高。 结果表明，在村时间对环境认知、利益感知及提升影响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环境认知、利益感知和提升影响力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劳动力流动除了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直接影响外，还通过农户的环境认知和利益感知以及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三个渠道间接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六、结论与启示 劳动力流动是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特征。本文把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环境治理结合起来，从农户行为的微观视角分析劳动力外流与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主要劳动力流动越少，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间越长，则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概率越高。此外，传导机制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通过农户的环境认知、利益感知以及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三个渠道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劳动力流动虽然是城乡之间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农村地区却因此遭遇了一系列发展难题。为此，政府很有必要在挖掘劳动力红利的基础之上，注重农村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从而为农村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治理提供劳动力。在微观层面，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对农户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对环境保护的认知水平和环境保护意识，积极引导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