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颐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政策咨询处处长、副研究员
谢超平 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冯小辉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产业总裁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珂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时代新征程，农业走出去迎来了更大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什么要大力推动中国农业走出去？我国农业走出去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积累了哪些经验？新征程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农业走出去？本期对话邀请刘志颐、谢超平、冯小辉等业内专家和实践者展开分析与探讨。
农业走出去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我国农业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良好机遇
主持人：我国为什么要大力推动农业走出去？
刘志颐：从三个方面来讲，农业走出去首先有助于保障全球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受人口总量增长、食物消费结构改变、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影响，世界及我国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凸显。农业走出去能够更好地统筹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升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农产品供给水平，保障进口来源和渠道多元且稳定，进一步缓解国际国内农产品供需矛盾。其次，农业走出去有助于激发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通过农业走出去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实现国内外农业资源优势互补，提升国内农业技术能力、装备水平等。特别在当下数字经济时代，提升我国农业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水平，对推动粮食和农业系统转型变革，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最后，农业走出去有助于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农业走出去，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既可以满足农业发达国家与我国庞大市场合作的愿望，又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引进外资、适用技术促进本地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也为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提供了机遇，为建设自主可控的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做好充分准备。
谢超平：农业走出去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体系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部署。首先，农业走出去是中国资源环境压力下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中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稀缺，当前绿色农业发展的转型要求迫切，农业走出去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农业走出去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通过参与全球粮农资源配置，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调和国内市场供需矛盾，实现农业产业降本增效和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最后，农业走出去也是开展农业外交、塑造国际形象的必要途径。通过农业走出去积极改善外部环境和稳定经贸关系，践行“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理念。
冯小辉：新希望的“走出去”源于时代大势的推动。1996年前后，由于国内外大量的企业进入饲料行业，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饲料行业的利润日益趋薄。为满足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新希望开始积极寻找新机会。1996—1997年，新希望派员到越南、缅甸考察，探索在当地投资建设饲料厂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企业走出去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利好。
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东南亚诸国的货币纷纷贬值，而人民币保持坚挺，这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境外投资、参与危机后经济重建的机会。当时，东南亚诸国当中，越南政府欢迎外国投资并在租地、税费等方面给予了较大优惠。综合考虑国内政策和国外投资环境，海外创业条件基本成熟。1999年，新希望在越南胡志明市投资建设了第一家境外企业——胡志明市新希望饲料公司，标志着新希望国际化战略的开启。
主持人：回顾发展历程，我国农业走出去经历了哪些政策变迁和历史阶段？
刘志颐：我国农业走出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阶段（1978—200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农业领域主要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到1985年，远洋渔业作业开启了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先河。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这一阶段中国农业对外投资逐步在境外设立合资企业和开展农业援建。
第二个阶段是起步发展阶段（2001—201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互动明显增强，农业发展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转向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标志着农业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农业走出去初具规模，截至2011年底，农林牧渔对外投资存量34.2亿美元，有760家企业在境外开展涉农投资，一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开始主动参与全球农业经贸合作。
第三个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断推进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为新时期农业走出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和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作出重要指示后，从国家到地方建立了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出台了促进农业对外合作指导意见，发布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农业对外合作规划等顶层设计，不断推动农业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农业走出去得到了快速发展。
谢超平：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业走出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以国家对外援助为主的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摸索过渡阶段、加入WTO后的快速发展阶段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拓展的战略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我国便以援助方式无偿开展农业对外合作。援助内容涉及提供物资、援建项目和技术合作，对象包括越南、朝鲜等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亚非、拉美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已先后向30多个国家提供农业援助。20世纪70年代，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进一步拓宽了农业援外范围，先后派出600多名农技专家前往塞拉利昂、卢旺达等12个非洲国家开展援助，取得了良好成效。
从改革开放后的摸索过渡阶段到加入WTO的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农业走出去政策宗旨、管理方式和发展目标经历了从严格约束向鼓励支持、从单一管理向系统配套、从以推动高速增长为主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转化历程。同时，投资主体逐渐由原来的政府向企业转变，资金来源从仅依靠国家财政向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多方共同出资转变，中国企业也实现了从最开始通过承担农业援助项目方式走出去，到主动探索、自主走出去以及形成两者兼备的方式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后，农业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也愈发成为政治外交的重要议题和资源优势，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也逐渐过渡到战略顶层对接的全方位拓展阶段，农业走出去步伐更加坚实。
推动我国农业走出去，要做好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加强政策研究和信息服务建设，坚持企业是走出去的主体，打通政企沟通渠道，为企业走出去纾困解难
主持人：我国农业走出去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积累了哪些经验？
刘志颐：首先，农业走出去规模有显著增长。近15年来，尤其是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存量由2014年底的96.9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底的302.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7.64％，境外设立农业企业超过1000家，投资范围已覆盖108个国家及地区。其次，农业走出去产业类别和环节不断丰富。对外投资涵盖粮、棉、油、糖、胶、畜、渔、农资农机等各领域，产业链由种植生产向前端研发和后端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最后，农业走出去主体多元且实力不断增强。境外设立的1000余家农业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和非农业企业分别占投资主体的94.99％、27.23％，形成了央企、国企、农垦企业、大中型和小型民营企业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农业对外投资格局。同时，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企业。例如，截至2021年，全球种业前十强中已有先正达和隆平高科两家中国企业。中粮集团已经成为资产第一、营收和利润第二的国际大粮商。
谢超平：农业走出去还带动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显著提升。截至2021年底，我国累计与80个国家及2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543份科技合作协议，获得11个引智示范和国际合作基地认证。海外国际合作助力我国农业科技研发时间平均缩短10-15年，节约研发经费30％-50％。同时，我国农业技术援助也取得显著成效。目前，中国已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推广技术1000多项，带动农作物平均增产30％-60％，全球超150万户小农受益。
同时，我们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一是把握发展机遇，夯实保障基础。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从外交关系、制度安排、资金保障、权益维护、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走出去企业最大政策保障。二是促进多方合作，实现产业协同。重点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援助和资源开发，密切与农业资源富裕的发达国家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建设，助力实现国内国际产业链协同。三是加强物流建设，增强产业链韧性。支持我国农业走出去企业向加工、物流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拓展，布局产业链关键节点，形成以资源开发和农业全产业链合作为核心的共赢局面。四是广纳优秀人才，助力企业国际化。扩展国际人才引进渠道，完善企业内部人才机构和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国际化发展人才支撑。五是加大重点领域科技投入，创立世界级品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构建农业科技合作平台和“产学研”战略联盟，培育农业走出去企业科技硬实力和品牌软实力，推动农业走出去开拓新局面。
主持人：企业是农业走出去的主体。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局部冲突、美联储加息等影响，企业面临的资金、汇率、产品回运等方面压力增大，部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受挫。对此，您有什么方法和建议？
冯小辉：新希望在走出去的不同时期，应对过不同的困难和挑战，如资金、人才、市场、技术升级等问题。近年来，跟其他农业走出去企业一样，普遍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冲击、美联储加息导致汇率波动频繁、部分东道国政治风险加剧、俄乌冲突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等挑战。
针对风险和挑战，新希望采取的主要应对策略有：一是本土化人才策略。为避免因政治、宗教等因素产生的相关冲突和风险，外派中方管理团队必须入乡随俗，坚守合法合规经营底线，学习当地语言并尊重、提拔任用部分本地员工成为中层管理者。目前，海外公司的干部人才本土化率已达到近一半的水平，通过国内外联合培训、远程培训、梯队化管理等方式，不断完善人才供应链和储备库。二是海外资金保障策略。为应对海外原料采购与投资经营需要，公司以新加坡公司为基础，打造国外商贸中心与投融资中心，积极开展国外直接融资、供应链金融、外汇风险管理，减少国外业务资金往来所受到的汇率波动影响。同时，公司加深对东道国本币汇率的走势分析，并通过国外本币直投、中信保等方式和工具缓解汇率波动和政治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三是以产品为基，突出品牌价值，做好客户服务。同时在发展战略上不断探索，围绕饲料产业上下游寻找利润空间和发展机遇。四是履行社会责任，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日常开展社区帮扶，协同当地政府参与抢险救灾等自然灾害救助。面对疫情延宕，公司在保产保供的同时，积极为所在国抗疫防疫捐款捐物，与当地群众共渡难关。
谢超平：当前，我国农业走出去企业依然普遍存在信息获取难、企业融资难、产品回运难的“三难”问题。此外，我国大部分农业走出去企业规模小、韧性不足，极易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冲击。截至2020年底，中国农业走出去企业中资产总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占66.13％，200万美元以下的占36.53％，业务贯通全产业链的企业仅占6.93％。
针对当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健全境外农业投资服务体系。打造农业走出去一体化信息平台，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组建我国农业走出去行业协会，发挥协会在行业自律、价格协调、应对纠纷、抵御海外风险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农业走出去融资担保体系，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对外农业投资保险制度，解决农业走出去企业融资“市场失灵”。加强政策性银行的机构引导作用，适当降低融资门槛，加大对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构建供应链金融平台，整合产业链各环节的资金、业务等数据。三是灵活管理走出去企业进口配额。在民营配额分配时，综合考虑企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中资公司海外并购的企业，原则上纳入进口配额政策考虑范围。四是增强对外投资抗风险能力。政府和企业应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充分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保护伞作用，做好危机应对方案和措施。
刘志颐：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农业走出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加，要激发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一是要完善顶层设计。把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贸易、科技合作、对外援助等活动进行一揽子创新设计，加强与各国农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机制平台、具体项目的对接，明确共同关切的重点领域、主导产业，为农业走出去提供科学指引。二是要解决重难点问题。发挥好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大部门协同，加强政策联动，对特殊产品、重点产业、急迫问题给予重点研究，综合运用外交、财税、保险、金融、通关、对外援助等措施，针对性解决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急难险重问题，精准施策，破解制约企业走出去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要提升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农业对外合作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健全海外信息采集网络并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为企业制定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及时、高效、优质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同时，企业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做好项目可行性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应急方案。
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投资政策，进一步完善农业走出去的区域布局，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建立多元、长期、稳定的海外粮源供应体系
主持人：农业走出去涉及到用地、用工和用资源，西方一些不良媒体和人士污蔑中国走出去是“新殖民主义”，如何看待这一言论？
刘志颐：首先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国农业走出去绝对不是“新殖民主义”，相反，我们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中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围绕品种选育、田间管理等技术开展了大量的试验和示范推广工作，改变了东道国农业落后的技术水平和粗放的经营方式，提升了其农业生产和粮食保障能力。我们鼓励企业在境外生产的农产品优先保证本地需要。比如在中资企业带动引领下，马达加斯加现已成为非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国家。
其次，中国农业走出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去资本、技术、农资、装备、经验等。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在投资活动中实现了自身发展，东道国增加了就业、获得了税收和外汇、农产品供给能力得到提升，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促进了民心相通。
最后，我们积极加强对走出去企业投资活动的规范引导。引导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文化、历史、保护环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农业走出去高质量发展。
谢超平：随着中国对非洲援助和投资力度逐渐加大，西方开始污蔑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这根源于西方对中国由来已久的偏见和双重标准。对于攻击抹黑中非合作的论调，事实和成绩是最好的回答。
一是所谓的“土地殖民论”宣称中国政府赞助中国企业大量购买非洲土地，转移大量中国劳动力赴非洲种植粮食。然而事实上，2021年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粮食总金额为4.43亿美元，从非洲进口的粮食总金额仅为115万美元。二是“资源掠夺论”认为中国在过去对非洲不闻不问，近年因石油等能源需要而开始渗透非洲。事实上中国早在1956年就为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且中非石油贸易始终是公开、透明和互利的。中国对非援助资金并未向资源丰富国家倾斜，对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每一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三是“输出发展模式论”认为中国试图在非洲输出中国发展模式。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中国政府通过持续实施援助，推动非洲农村地区脱贫致富。
主持人：“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走出去的目标和方式有哪些变化？
刘志颐：“十四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农业走出去的区域布局，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进一步创新机制平台建设，加强多双边农业合作。具体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数字农业、土壤保护、科研技术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引导更多企业在境外从事良种培育、农资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优化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理延伸布局。围绕大豆、玉米等组建重点国别重点产品投资合作联盟，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全面提高我国农业产业体系的韧性和稳定性，向着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加速迈进。
谢超平：“十四五”时期，农业走出去重点产业和区域布局应加强对重要农产品供给的保障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粮农治理话语权。
综合考虑国内需求、资源条件及贸易情况，我国农业走出去应加强对紧迫性、必要型重点产业的布局。一是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受直接和间接影响较大的大豆与奶业代表的紧迫型产业；二是棉糖油畜胶等进口量较大、进口集中度较高、具有战略意义，长期供给存在一定风险、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必要型产业。
同时，我国农业走出去区域布局应紧紧围绕服务农业农村发展和国家总体外交大局，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实施“藏粮于友”战略，建立多元、长期、稳定的海外粮源供应体系。结合东道国农业生产特点和我国农业发展需要，优先选择与我国双边关系较好、物流绩效水平较高的国家，重点考虑东南亚、中亚和俄罗斯等我国周边区域，以及非洲、中东欧、南美等地区。